刘少奇制定东北控制战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翌日，百万苏联红军陆海并进，席卷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迅速将日本关东军击溃。日本政府无奈于8月10日发出求和照会，并于8月14日正式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规定。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全民族抗战在举国上下的欢腾庆祝中圆满落幕。
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重庆。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向延安发出了一封急切电报：“延安毛泽东先生亲启，随着倭寇投降，和平世界的永久格局有望实现。国内外诸多重大问题亟待处理，我特请先生尽快莅临陪都，共商大计。此事宜关国家大局，恳请先生不吝赐予光临，临电之际，心情急切，期盼之情难以言表。”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发出紧急电报，其言辞更加真挚与恳切：“翘首以待，然行军旗帜仍悬而未展，心中不免略有遗憾……衷心希望阁下能够深切体会国家所承受的艰辛，并同情人民的困苦……关于如何借助建国之绩，收获抗战之果实，实赖阁下能够慨然应允，莅临指导。”
三天之后，恰逢8月23日，蒋介石再次紧急发出第三封电报：“……目前诸多关键事宜，亟待与先生亲自商讨。形势紧迫，衷心期盼先生能偕同恩来先生一同莅临，如此方能迅速解决重大问题，这对于国家的未来福祉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洞悉一切，深刻领悟蒋介石的计谋所在：若毛泽东未出席谈判，便可以声称共产党拒绝和平对话，将内战之责全部归咎于我党；而若毛泽东应召赴重庆，则可借助“和平谈判”之机迷惑共产党，诱使其交出军队及解放区政权，同时亦能争取时间，调度兵力，为内战做充分准备。
为竭尽全力谋求和平，并揭露蒋介石真实面目于争取和谈之途，蒋介石连续三次发出邀请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位领导毅然决然，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团结建国之大计。
刘少奇任代主席，首要任务是掌控东北。
1945年8月27日，恰在毛泽东启程前往重庆的前夕，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紧急电报通知：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期间，刘少奇同志将暂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同时，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此举旨在强化中共中央的领导阵容。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待，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杀了，那就由刘少奇来代替我。”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项英明的决策，对蒋介石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就是说，一旦毛出了意外，中共中央仍然有着坚强的领导集体。
在毛泽东启程前往重庆进行谈判的前夕，他与刘少奇进行了一场长达一整天的深入交谈。毛泽东表示：“在重庆逗留期间，我们既要在前线也要在后方积极展开行动，对于蒋介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必须坚决予以迎头打击，一旦有机可乘，便要果断将其击溃，能消灭多少便消灭多少。我军取得的胜利越丰硕，人民群众的参与就越活跃，我的处境也将越发稳固和安全。必须明白，蒋介石只懂得以力服人，不懂得礼让之道。”
毛泽东离京后，刘少奇满怀信心地担负起主持中共中央全面领导的重任。他精准地洞察形势，作出了一系列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并紧密地与重庆谈判保持协调。当时，最为急迫的任务是首先控制东北地区。尽管中共中央已派遣部队进入东北，但因路途遥远，通讯中断，几支部队出关后便与延安失去了联系。直至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的前夕，中央对开往东北的部队情况仍不甚明了。
苏联红军是否会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影响，对中共部队进军东北持反对意见？刘少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认为这一可能性并非全无。然而，不论情况如何，中共部队进军东北的行动不能受制于苏军的立场。进军东北的决心必须坚定不移，应继续加快部队调动和干部派遣至东北的工作。
9月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山东分局调集4个师的兵力，总计约2.5至3万人，并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这些部队将经海路被分批送往东北。
9月7日，刘少奇下达指令，要求中央华中局迅速组织一批东北籍干部进行集中，并指定负责干部率队前往山东，山东分局将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往东北。
在八月中旬的往昔，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遵命率领主力部队奔赴东北，于9月6日抵达沈阳，并组建了由他本人担任司令的沈阳卫戍司令部。这支部队成为首支踏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力量。鉴于孤军深入的困境，他们急切期待中央的指导。然而，由于电台功率有限，出关后便失效，无论怎样调试，都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正当他们陷入困境之时，得知红军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即将派遣代表飞往延安，与中共中央进行问题磋商。曾克林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同意下，于9月14日拂晓，乘坐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坐的小型军用飞机，飞往延安。
在上午11时稍过，这架小型军用飞机抵达了延安东关机场。贝鲁罗索夫中校步出机舱，即刻前往拜访朱德总司令，并向朱总司令郑重传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前，国共两党军队均不得擅自进入该地区；目前已进驻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需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撤离苏军控制的区域；苏联红军即将撤离，至于中国军队后续如何进入东北，将由我国自行决定，苏联方面将不介入我国内政。
这无疑体现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不容忽视。朱德即刻将此情况告知刘少奇。
1945年9月14日，在延安的王家坪，一场由刘少奇同志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正午一点整准时拉开帷幕。与会者包括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高岗、张闻天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
随着与会者悉数到位，刘少奇示意工作人员将正于隔壁窑洞休憩的曾克林引至会议室。他紧握着曾克林的手，向众人介绍道：“这位正是我们首批闯关的勇者，曾克林同志。接下来，请曾克林同志分享他们过关的历程及东北目前的局势。”
曾克林述说：“接获翼热辽军区第16分区向辽宁、吉林进军的指令后，我们于8月16日启程。此次行动由我本人及分区副政委唐凯共同指挥，队伍成员共计4000人……”
朱德急切地询问：“请问军队的发展态势如何？”
“行动之速，令人惊叹！”曾克林如此评价，“抵达沈阳后，我们立即与抗联的冯仲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抗联的同志们通过广播电台传播了八路军接管沈阳的喜讯，并对党的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党员以及与组织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纷纷前来与我们汇合。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使我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摧毁和解除大量敌伪势力的武装。如今，我们的部队规模已扩大至三万余人。”
“超过三万之众！”任弼时喜形于色，笑言，“短短一个月，队伍规模竟然膨胀了八九倍！”
“这步棋我们走得实在是高明！”张闻天望着刘少奇，嘴角挂着笑意。
朱德关切地问道：“目前的武器配置和后勤补给状况如何？”
“我们已接管了众多仓库，其中存放着军火、粮食、被褥等各类物资，应有尽有。我们亦已完成了换装……”曾克林兴奋地述说。
“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彭德怀笑着说道，“看来你们要发财了！”
刘少奇言道：“蒋介石正不遗余力地向东北增兵，意图与我方争夺此战略重地。虽行动略逊一筹，然凭借美国幕后支持，其飞机、轮船、火车之速度，已超越我方‘11号’。我等必须抢在其先，即便无法独揽东北，亦须稳固掌握东北的主动权……”
在充分商议之后，政治局成员均表赞同，决定将战略核心聚焦于东北地区，力图在此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针对苏联方面对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要求，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应对策略：一是以名义上的撤军；二是将小部分部队撤离至乡村，而主要力量依旧坚守沈阳；三是自沈阳至营口、山海关一线，制造声势浩大的撤退局面。三种策略将同时运用，公开撤军的同时，暗中仍将进行部署。然而，鉴于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地区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坚决不可撤离。山东方面将派遣四个师的兵力前往东北，坚持原有方针，即争夺东北控制权。为顾及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虽武装组织名义上不使用“八路军”的称号，但仍需确保民众认识到其本质即为八路军。
会议于14日午后一点拉开序幕，直至次日拂晓方才落幕。在会议尾声，刘少奇同志提出，为落实对东北地区的战略掌控，强化该地区的领导力量，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任命彭真同志担任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同志为委员，他们随即启程前往东北，着手开展相关工作。此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翌日清晨，新任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伍修权以及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与贝鲁罗索夫、曾克林同行，乘坐苏联军方的一架轻型军用飞机，前往东北地区。
紧随彭真一行抵达沈阳之翌日，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旨在强化东北局领导阵容，遂增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等同志赴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三天之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彭真、陈云等东北局的高级领导抵达沈阳，他们入驻了张作霖的帅府，随即着手部署各路军队渡关，以收回东北的主权。
黄克诚提议增派十万精锐部队，而刘少奇坚定地决定挺进东北。
1945年9月15日，刘少奇接到了一封来自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电报，该电报由淮南发出，直致中央。电报内容透露，日本投降后不久，黄克诚遵照命令，率领三师主力一部从苏北出发，开赴淮南津浦路西，旨在与新四军第二师汇合，共同阻遏国民党桂系部队的东进企图。然而，当黄部抵达淮南津浦路西时，国民党军队已先行一步，抢先接管了津浦路沿线的徐州、蚌埠等城市。黄部在淮南逗留了一段时间后，随即接到命令，返回苏北。在返回苏北的途中，黄克诚在华中局机关阅读到了中共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东北局势的电报，得知我军已有部分部队进入东北。于是，黄克诚请求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向中央发电，建议中央立刻派遣十万大军前往东北，无论苏联红军是否同意，都要坚定地进军东北。
饶漱石持不同意见，主张以您的个人名义，通过三师电台发出电报。然而，鉴于三师电台的功率有限，直接向延安发送电报的难度颇高。经过饶漱石的同意，黄某最终借用了华东局的电台设施，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发送了电报，其中表达了他对当前局势和军事策略的看法及建议。
一、蒋介石在和平谈判中毫无诚意，实则将其视为蒙蔽民众、松懈我军士气以及延迟战局之策略。因此，我们绝不应对和谈抱有过多幻想，而应坚定以战为主，全力以赴进行决战准备，同时亦不可忽视与蒋介石的谈判。
二、占据连绵不绝的战略根据地，对于持久作战至关重要。鉴于此，在军事布局方面，我建议尽可能派遣更多部队前往东北，至少五万人，若能增至十万人则更为理想。同时，应派遣声望显赫的军队领导人前往主持相关事务，以便迅速建立起东北的总根据地，并以此支援关内的战斗行动。
三、在关内，晋、绥、察三地区被确立为首要的战略基地，而山东地区则作为次级的战略要地，我方主力部队将集中力量予以歼敌。其余地区则作为上述两大战略基地的辅翼，力求在局部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若条件不允许，便采取游击战策略，与敌持久周旋。
四、为贯彻落实前述方针，建议将3万至5万名山东地区的人员调配至东北地区，同时，华中地区亦应调配3万至6万名人员支援山东。刘少奇对黄克诚了如指掌，深知其不仅在战场之上屡立战功，更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展现出深邃的见解。尽管中央已作出派兵东北的决定，但至今未见有人提出派遣10万大军之策。黄克诚不仅率先提出如此庞大的兵力部署，更深思熟虑地规划了部队调动的具体策略——即山东主力进军东北，华中主力则前往山东。此等筹划，自是引发了刘少奇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
毫无疑义，黄克诚的提议对于刘少奇迅速作出决策，派遣重兵挺进东北，以及调任林彪赴东北的决策，无疑产生了显著影响。从9月15日夜间起，刘少奇陆续向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山东分局、华中局以及林彪发出的电示与电令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黄克诚的建议已被他采纳并付诸实践。
刘少奇定新战略：北进南守。
此刻，向全党全军明确新的战略指导方针，以统筹协调各解放区与各部队的行动，已变得刻不容缓。
华中地区20个、山东地区30个、晋察冀地区25个、晋冀鲁豫地区25个。
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针对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他强调全国战略方针应明确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守。若不然，我方主力将面临分散，地域过于广阔，将陷入处处被动的境地。他建议新四军江南的主力部队应迅速转移至江北，同时从山东、华中地区抽调10万至15万兵力北上，以巩固冀东、热河地区的控制。
中共谈判代表团当日即予以复电，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至9月19日，该代表团再度发出电报，除重申对延安中共中央所定方针的全面赞同外，还提议：鉴于当前工作繁重、政治局成员分散各地的实际情况，应授权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其代理主席，全权行使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在收到中共谈判代表团于9月19日发出的电报后，刘少奇立即召集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进行了深入探讨。
刘少奇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我党的当前方针是着力掌控热河与察哈尔两省，以及东北地区。全党全军应当致力于向北扩张，而在南方则应采取守势。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把握时机，夺取张家口和山海关，以确保蒋介石的军队无法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在11月和12月于冀东集结5万兵力，并在苏军撤退之际，宣布八路军进入东北。我们预计将15万兵力开赴东北，并在当地再组织20万武装力量，确保枪械、弹药和粮食供应充足，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够牢固地控制东北地区。
会议落幕之际，夜色已深。刘少奇踏入窑洞，未及稍作休憩，便字斟句酌地连续撰写了三份电报，随即在夜幕下火速发出。
首份文件系为中共中央所撰写的党内指示，其中明确了“北进发展，南守防御”的全国性战略指导原则。而次、三两份电文则分别致毛泽东与周恩来。其一，报告了若干战略区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其二，建议长江以南的部队应迅速全面北移，并将此举措作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时的一项让步策略。
毛泽东与周恩来紧急回复电报，全然赞同中共中央的全面部署。
新四军军部北迁山东，中共华中局更名华东局。
1945年9月20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两份紧急指示电。一份是致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要求山东分局立即行动，火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奔赴东北，形势紧迫，务求速度，同时期望罗荣桓、肖华能尽快抵达东北。另一份则是致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及新四军军长陈毅的。刘少奇指示他们从江南、皖中地区撤出四至五万人，用以加强苏北、皖东地区的力量。他同时要求苏北、皖东的主力部队立即向山东进发，以确保山东部队能够迅速向东北进军。
恰逢此刻，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诸位领导，正式向山东及华中的军事指挥官发布指令：着令山东军区派出三万精锐基干部队，务必在一周内抵达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与冀热辽军区携手剿灭冀东地区的伪军和顽固势力；同时，要求新四军从其基干部队中抽调三万五千人，限令在接到通知后二十日内，集结于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9月21日，刘少奇向彭真、陈云发出电报指示，建议将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进行活动，从而便于构建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化军队。
山东的部队和干部，若从陆路进军东北，至少需两个月时间，届时国民党军队可能已占据东北。因此，必须不顾美舰的巡逻，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力组织渡海行动。绝不容许有任何延误，必须在20天至1个月内，成功渡过3万部队和干部。这将是决定当前战局的关键一环。
(一)万毅、吴克华须即刻率领电台及其工作人员，前往海岸附近，与胶东进行秘密联络，引导部队和干部渡海；邹大鹏则需立即携带电台前往庄河貔子窝一带，与胶东建立联系，搜集船只以接运部队，并筹备粮食；肖华应迅速过海，以便有效指挥全军渡海行动及其后续部署；伍修权则需即刻前往旅大，向苏军阐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保持联络。上述人员必须待渡海任务彻底完成后，方可擅自离岗。(二)胶东指挥机关应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毅、吴克华、邹大鹏、肖华取得联系，全力组织渡海行动。(三)鉴于美军今日已在天津地区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得因此中断，应利用夜间分散上船，一夜间抵达旅大口处的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向东或向北行进至适宜地点登陆。(四)渡海行动的迟缓已犯下大错，若不及时补救，难免会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务必坚决完成此任务。
新举措迅速见效，部队行进速度显著提升。
当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率领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的主力部队迁往山东之际，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指示，决定由新四军军部同时担任山东军区的职责；陈毅担任军长兼司令员一职，饶漱石则担任政委，领导下辖的五个军区。同时，原中央华中局更名为中央华东局，饶漱石担任书记，陈毅担任副书记。此外，在苏皖地区，设立了华中军区，张鼎丞出任司令员，邓子恢担任政委。原华中局变更为华中分局，其运作受华东局指导，邓子恢任书记，曾山担任副书记。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不失时机地迅速集结了分布在南方国民党势力核心区域的部队，将其调往江北，有效规避了被敌人逐一击破的风险。
毛泽东重返延安后，便入住医院进行休养。在此期间，刘少奇肩负起中央工作的重任，继续领导全国革命事业。
毛泽东赴渝，原计划十日便返，然竟在重庆逗留长达四十四日，直至1945年10月11日的午后，方才搭乘飞机返回延安。
由于连日奔波操劳以及谈判期间的高度紧张，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身体疲惫不堪，周身不适，夜间难以入眠。有时躺在床上，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手脚痉挛，冷汗淋漓。无奈之下，他只得于1945年11月初住进医院，一边治疗一边休养，直至12月下旬方才出院。在此期间，刘少奇肩负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确保毛泽东能够安心休养。
此刻，国民党旗下的全美式机械化第十三军，由石觉担任军长，以及原驻越南的半机械化第五十二军赵公武指挥，共计7万余人，已通过海运抵达秦皇岛并登陆。在蒋介石新委派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统率下，这两支部队凭借其先进的装备和炮火、空中优势，气势汹汹地向中共军队所控制的山海关和锦州地区进发。
林彪受命急速赶赴辽西前线，肩负起指挥抗敌的重任。鉴于中共各部队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协调联络不畅，且弹药供应不足，我军在1945年11月16日被迫弃守山海关。
1945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指挥当局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了一则通告，宣布苏联将依据中苏条约的约定，将中长铁路沿线的城市及该区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同时，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从各大城市撤出。
局势突变，刘少奇随即对策略作出调整。11月20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东北局在撤出大城市之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构筑稳固的根基，并强化热河、冀东的工作部署。同时，在洮南、赤峰设立后方基地，做好长期打算。对于已恢复秩序的地区，则需动员群众控诉汉奸行径，并积极推动减租运动”。
此方针策略关乎东北未来行动的方向，刘少奇将其命名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遵循刘少奇的电令，11月26日，林彪下达命令，令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离锦州。数日之后，中央东北局亦从沈阳迁往本溪。
11月28日，刘少奇再次以中共中央的指示名义，要求东北局注意：鉴于苏联受到条约的约束，长春铁路沿线的各大城市将落入蒋介石之手，我们独占东北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然而，我们仍需努力争取在东北保持一定的地位。这包括积极争取在长春铁路沿线以及东北各大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同时，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以及次要铁路的控制权，也应成为工作的重点。我们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并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东北局应迅速根据这一方针进行部署。
刘少奇批评东北局行动迟缓，中共控制东北部署基本实现
不久，刘少奇察觉到中央东北局的行动显得迟滞，且方向似乎有所偏差，于是于12月24日向彭真发出电报，强调指出：“我对于你们的部署始终存有疑虑，认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你们的主力部队似乎仍保持着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进发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地），却缺乏坚强的部队以及具备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构，来构建稳固的根据地……你们的中心任务是构筑稳固的根据地，确保立足之本，随后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争取在东北的领先地位……唯有如此行事，方能确保稳妥、无风险、避免陷入被动。否则，恐怕会有陷入一时的被动局面之虞。”
中央东北局认真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并迅速按照刘少奇代表中央做出的指示采取行动。至12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出院之际，我军已成功扩编至22万余人。中央陆续派遣至东北的干部累计超过两万名，均已顺利到位，其中包含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以及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等，还有10名候补中央委员。党、政、民众工作亦全面展开，东北局势逐渐呈现好转态势。短短两个多月，中共在东北的控制布局便基本完成，这不仅挫败了国民党试图抢占东北以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更为三年后全面解放东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石。这一切成果，无不凝聚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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